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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届校友、日本城西大学教授张纪浔---永不降温的炽热激情 作者:紫丁

    张纪浔,1953年生于江西九江,长于北京,1969年北京日坛中学毕业后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72年至1976年就读于北京外贸学院外贸日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1978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专攻日本学专业;1980年回校后曾任日语教研室副主任,1985年自费赴日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博士课程卒业后,被聘为日本国立茨城大学讲师,成为最早进入日本国立大学任教的中国自费留学生,第二年升任副教授;1993年起转入城西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200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亚洲经济论、中国劳动经济学和社会保障论,是日本多个中国社团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一、从工农兵学员到开放后首批留学生

    1972年,张纪浔幸运地成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之前,他15岁从北京到黒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班长、排长、保管员、副连长;曾被评为全团的“五好战士标兵”。在那里,他学习了如何做人、如何管理人和处理多种人际关系;他看到中国农民的可爱,他们不需要你讲什么大道理而是要带给他们实惠。上大学后,他仍然保持了这种积极向上的劲头和趋势,睡得晚,起得早。张纪浔学外语的第一大性格优势是开朗,愿意接触人,喜欢和人打交道。为了练会话,他跑到北大、一外、二外等其他高校去找人对话。他的另一个性格特征是刻苦,他一直努力地争取最好的成绩,为选送他上大学的兵团战友争光,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班里前一二名。

    大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王瀛生老师。严格说,王瀛生不是正式教师而是以工代干的教师。王老师出生于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解放后回国,在电器厂当工人,由于曾在日本银行工作过的经历,多年来一直是监督对象。“文革”中期北京外贸学院复校后,日语专业缺老师,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王老师被从电机厂借调到学校工作。张纪浔回忆:“王先生教学态度非常认真,每天利用午休、晩自习时间辅导学生,还十分关心每个学生的生活。当时物资匮乏,买肉也要凭票,一个月只有半斤供应肉。而他拿的是工人工资,一个月才56元,生活非常拮据。但他经常邀我们到他家吃饭。二年级时,我被国家体委借去当翻译。中日女排赛开幕式在一万多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我送给了王老师一张票。我的翻译获得了成功,王老师为此激动得哭了。我知道,他是把学生们的成功看得比他的成功更重要!”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的第二天,王老师因心情悲痛倒在课堂上。在生命的最后九天九夜,张纪浔他们日语专业两个班28位学生轮流照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师,并最后给他换了衣服。王老师的品德像一股清风,长久地拂动于学生们的心灵,而师生情的绝唱也永远陪伴着王先生的在天之灵。这一幕,这股清风,成为张纪浔后来当一个好老师的能源所在。

1976年,张纪浔留校任教。1977年,他以最优秀的成绩通过“文革”结束后国家教委首次公派出国留学考试,成为第一批到日本的9名中国大陆公派留学生中的一个。

    1978年4月,他进了日本国立大阪外国语大学,攻读日本学。中国学生穷,被日本人看不起。他当时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超过日本人。靠着在兵团和大学时代磨练的吃苦精神和争强好胜的劲头,他在两年时间里选了一百二十多单位的课(相当于四年学分),他的成绩单上除1个B外全是A。

    其实张纪浔做事的认真早就给日本人留下了印象。第一次直接和日本人打交道,是他大学二年级那次参加的国家体委翻译活动。他当时给日本女排当翻译,曾经威震世界的“东洋魔女”日本女排第一次败给中国女排。在每场比赛后,张纪浔总要帮日本教练高桥先生分析失败原因,他虽不懂排球,但他经常送给她们一段毛主席语录或中国的成语加以勉励。例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高桥先生听后很喜欢这些富于哲理的话,把它作为“张语录”贴到了办公室墙上,并且一直贴了20年。这是20年后张纪浔任教授的庆祝会上高桥教授告诉他的。结束翻译活动,张纪浔要离开日本排球队时,依依不舍的日本队员都哭了。这次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令他难忘。他发现,不论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有感情的,只要你做事认真,对他们好,他们就会理解你,记住你。做翻译也是这样,要想当好翻译,不仅要按“信、达、雅”三字原则翻好原意,还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工作,努力去理解对方的立场,而且要把感情带进工作。

    1980年回国后,他先在当时的北京外贸学院分院当日语教研室主任。1982年回到本院,先后任讲师和教研室副主任。他回忆:“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做的事与在兵团时一样,我希望给我的部下老师们创造一些机会,比如和外单位联合办日语培训班等,改善老师的工作条件,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也只有在团队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做好基层领导工作。四五年的时间,他为日语教研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和不少好事,积累了学校工作经验,也为他日后工作舞台的转换作了准备。

    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来中国大联欢,张纪浔带了25名师生参与了接待活动。他负责第四大组(上海-北京-杭州路程,近一千名日本青年)的翻译、陪同的领导工作,并负责接待了当时代表团中岁数最大、地位最高的“日中青年研修协会”代表团团长岗崎嘉平太先生。冈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日友好事业的“掘井人”,曾担任过全日空社长、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等要职,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还曾经是王瀛生老师在日本银行工作时的上司。由于该代表团的特殊身分,访华时经常受到胡耀邦总书记和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接见。张纪浔工作得非常投入,除了做好接待工作外,每晩都要写报告,及时将情况反映上去。他认真工作的态度受到了团中央的表扬和认可。


二、关注中国留学生事业的

    热情始终如一  在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后,张纪浔面临了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或是去团中央工作,或是到日本自费留学。1984年,中国留学出台了新举措,讲师以上的专业骨干也可以通过自费公派的方式出国留学。张纪浔最终下决心放弃国内相对稳定的地位和十多年在日语研究领域打下的良好基础,自费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他成为我校自费公派留学的第一批人。

    他有幸得到日本友人的经济担保,踏上了第二次留学之路。这次出国对他来说却是背水一战。他是考试(旅游)签证入境,如考不上研究生必须回国。他经历了自费生的求学之苦,他身上只带了5万日元,最初的两个月,他的生活用品包括被子和桌椅是在东京经济大学任教的冷铁铮老师和在日留学的李林老师送的。为了省钱,他每天吃方便面。或许是苍天的厚爱,通过最艰苦的两个月的努力,他考取了东京经济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以后他逐次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一面读书,一面在三菱商事、富士重工等日本大企业里做顾问,生活逐渐好转。一去20年。如今,他已成为日本小有名气的学者和华人圈中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张纪浔现在任教的日本城西大学有留学生四百多人,其中95%以上是中国留学生。他原来所在的经济学部有6 000名学生,中国留学生有近200人。因学院体制改革他调入新设立的经营学部工作。所有的留学生都选修他教的课程,他所带的1~4年级的“张研究会”有150人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而他1978年到日本留学时只有9个公费留学生,现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达到11万人。除了留学生外,加上中国研修生、就职人员等,目前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超过50万人,和10年前的17万人相比增加了近2倍,大有超过在日的韩国、朝鲜人之势。

    吃水不忘掘井人。作为老留学生的张纪浔,二十多年一直将自己的热情播撒于留学生事业沃野。有几件事他做得非常漂亮。

    1978年6月,张纪浔作为随员,陪同到大阪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中国人外出必须两人同行,这一戒律给出国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但谁也不敢冲破它。张纪浔冒风险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留学生的行动和生活费等方面的困难。没想到的是,小平同志很快在信上批了示:“要重视改善留学人员的生活、学习环境。”同年,小平同志在清华大学视察时发表了关于扩大派遣公费留学生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讲话之后,两人同行的戒律被取销,留学生的生活费也加了一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举行的“纪念邓小平关于留学生的讲话二十五周年大会”上,旅日多年的张纪浔又向大使馆提出建议:中国留学生的重点已经从公费生转向了自费生,希望政府和大使馆的工作重点也作出相应调整,让自费留学生能感受到祖国时时在他们身边。具体建议是专门建立一个以自费生为对象的奖学金制度。这个建议,经中国驻日本公使衔参赞李东翔先生研究采纳后报到了中央。不久,国内出台了设立私费留学生奖学金等新政策。奖学金的数量虽不大,而且主要针对赴日、美、欧一些大国的留学生,但在留学生中产生的反响却很大。

张纪浔为自己能在中国的留学生事业的持续性发展中做一点实事感到欣慰。现在他作为日本“中国自费生奖学金”审查委员,在评比时注意到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的几个特点:第一,有真才实学者大多是国内培养的,这些人因为有很厚的专业底子所以很容易出成果;第二,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起码在日本)是最优秀的,如日本最有名的东京大学医学部,中国留学生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中许多人在学术上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准。他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日本社会所处地位的数据非常关注,如数家珍:目前在日本拿到教授在留资格(包括大学助手)的超过3 000人,文科正教授50多人,加上副教授超过了200人,理工科的更多。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在日本的其他外国学者。按中国人的比例算,也不比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少。在日本,每个中国教授都是自己领域的尖子,在组织与中国交流的大型活动上也大都由华人学者挑头。在日本的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大企业、大银行,能起重要作用的中国人已经拥有相当数量,这一作用影响到了整个日本社会。


三、在日本20年的动力源于

    回报祖国和母校 作为一个学者,张纪浔最难能可贵的是不仅认真做好自己本职研究、教学工作,还主动承担起中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随着事业有成,他萌生了一种报恩思想。他经常想:假如没有1972年被保送进大学,假如没有1978年被派到国外学习,他就不会有今天。报恩推着他拼命地为祖国服务,自觉自愿地为中日交流出力。他还特别感谢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尽管在校时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但毕竟是母校培养了我,这些知识和能力在日本都得到了展示。今天回忆起来,一些是是非非,经过岁月的沉淀,留下的都成为了珍贵记忆。无论走到哪儿,如果有人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不好我总会跟他争论。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培养了我这样的人才,并且让我走到今天。”怀着报恩之情,不论是1985年参与改革开放后日本最早成立的留日学人学术团体“日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组织工作(1992年至1994年他就任会長),还是应邀回国演讲或从事各种日中政府间交流活动,他都保持了永不降温的激情。

    从1995年起,张纪浔力促中日两国高层经济界的交流,成立了“日中经济发展中心”,就任理事长。该中心工作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邀请各类中国公务访日代表团,每年邀请人数高达2 000人次;二是帮助中国地方政府在日本举办各类形式的招商引资会议,以2005年为例,就为江西省赣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李苍区、北京市等举办了六次大中型投资说明会,参会者近千人次;三是和国内人事部门合作或单独举办各种培训活动,2005年为国内培训了200人以上;四是邀请中国学者到日本讲学。这些活动让他花费了太多的业余时间和精力,但他却乐在其中,乐就乐在报恩。

他在日本拥有很大的社会圈子,和他合作的都是顶级的社会团体。他于1995年担任了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学术团体——亚洲政经学会——年会事务局长,这个职务由外国人担任是很不得了的事。2001年7月,全球华侨华人推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东京新宿京王饭店召开。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派了10位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参会。张纪浔作为该大会组织委员、论文编集委员和大会实施副主席为大会的成功付出了极大努力。大会的成功不仅显示了旅日华侨华人的爱国之心,还促进了旅日新老华人的大团结。在这次会议基础上,2003年1月,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宣告成立,张纪浔任干事。2005年5月13日,教授会议举办创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2003年(日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宣告成立,张纪浔又是实际操作者,任执行委员。

    他近年开始把工作重心更多地转向中国,他要把日本和中国两个圈子进行交叉。尤其在他从事的劳动经济和社会保障等研究领域,他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了多方交流。这个领域的研究在日本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却是方兴未艾。为此,2005年他多次回国,考察了14个城市,出席了五六次国际研讨会,并作为教育部推进的支持西部开发计划“日本博士代表团”的成员到青海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讲课,帮助促进西部地区的科研开发工作。2000年起他被聘为国内的世界经济学会理事(日本共有两位理事),还担任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2005年他以日本文部科学省研究供应链管理课题组专家的身份,访问了广州、顺德、无锡、苏州、上海等城市,一周里写了5万字的研究报告。跟他一起去的日本教授对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表示叹服,奇怪他怎么还有时间睡觉。在国内所参与的很多活动,国际机票费大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他也想以此表明为祖国服务的赤诚。


四、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

    2000年,他以长达80万字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社会保障研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日本东京经济大学一百年历史上三名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可见其难度。说到自己成功的秘诀他觉得其实很简单:“我与一般人不同,不把现实的利益和一时的得失看得重。人家可能经济学理论基础比我好,但我可以用我的实践经验与他们拼。”他选择社会保障作研究课题,起因于1986年。通过刘进庆教授的介绍,他认识了日本劳动经济研究的权威机构的理事长隅谷先生。以后协会经常请他来讲解中国的劳动问题。尽管多半没有讲演费,但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1987年,协会需要一位研究中国劳动的专家,他于是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1987年他作为该协会国际部研究员每月在《日本海外事情》上发表论文。

    他的博士论文写了11年。好强的他不愿利用过去的关系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是要靠真本事去获取新东西。选择劳动和社保这个研究方向,就是要向自己提出新挑战。他认定,世界上没有捷径,这条路或许开始时显得荆棘丛生,但经过探索,必会越走越宽。为此,面对一摞摞枯燥的研究资料,他从1987年起每年发表文章、论文50多篇,总数超过600多篇,并单个和合作出版了各种著作20多本。在日本很少有中国学者发表过这么多论文。现在,他还同时在两部杂志上担任专栏作者,每月写3篇以上的连载文章,为此,他因劳累过度而两次住进医院。

    最终,他在日本研究界建立起自己的名声,跻身于日本中国劳动经济、社会保障研究的圈子。今天,只要有关中国劳动经济和社会保障问题,学术界都会提到张纪浔。他在日本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2005年9月,他参加在北京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日本华人教授会、日本社会保障研究会、韩国比较政策研究会共同举行的首届“社会保障国际会议”,在交换名片时,他发现曾留学日本的中国同行们都知道他的名字,他们说是以他的书作为研究参考的。许多日本教授也把他的著作作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在会议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学者的荣誉,他这些年的劳动没有白费。

    张纪浔非常热爱自己的学生和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他在城西大学主要教授发展经济学、亚洲经济论等课程,学术研究侧重研究和发展与经济学有关的人口、劳动、社会保障和日资企业的劳务管理问题。他认为老师的责任是培养最好的学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每年都给自己订出奋斗目标,每年计划培养5名以上的硕士研究生。2005年级“张研究会”有8位学生考入研究生院。十多年来,他已培养出近100名硕士研究生。日本的大学是教授治校,每个教授都要担任许多行政职务,各种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在学校也担任着教职、留学生、学生、公开讲座等五个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们经营学部有八名教授,他每周的工作量是14节课,每节课90分钟,工作量是最大的。尽管如此,他一直在写作。日本评聘教授不仅看课教得如何,更看重著述情况。

    在日本的20年,张纪浔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总结有几个因素起了推动作用。一是做事认真,不敷衍了事;二是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全力投入;三是眼光远大,不把一时得失和金钱看得太重;四是少说多干,不说也干,关键看结果,而且不以自己为中心。其实,还有一大因素成就了他的今天,那就是他心中永不降温的炽热激情,包括对祖国,对母校,对事业,对老师,对家人和友人。

作者介绍:丁激中,笔名紫丁,著有《李强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夺冠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们从这里走向世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书,副编审,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