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先生将身边留存的译作大都赠予了我。我惊诧于其翻译体量之巨，却未料他抚摸着书册，不无遗憾地轻叹“家里就只剩下这几本了……”。我仔细翻阅，手中的译著从学术论著到文学作品，涉及学科从政治学到国际贸易，语种更是涵盖英文和法文，主题从国际海关法跨越至同性恋题材。

    待与先生相熟后，我也曾私下请教先生如何能在繁重的公务之余坚持学术翻译。他闻言一笑，自嘲道：“翻译时啊，我就像台无情的机器”，随即比画着描述那场景：分屏的电脑，左边外文流淌，右边译文疾书，速度堪比谷歌。后来我还发现先生曾翻译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理论。

1978年，黄胜强（前排右一）与法语专业同学合影，摄于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求索楼前，黄胜强同学叶兵提供

初识先生

2017年10月，先生来上海关院，担任海关管理系主任。

在首次教师见面会上，他提出了“三管三不管”原则：主抓科研、教材建设与海关联络，不涉及人、财、物等行政事务。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推动科研工作，协同团队深耕教材建设并亲自参与编撰谋划，同时致力于加强学院与海关的纽带联系。

彼时，我们揣测先生或如名誉主任，重在指导。然而最初的几年间，除却必要的出差，他几乎每天来学校，处理各种事务。为推进海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倾注心血，步履不停。那份近乎执拗的亲力亲为和不避繁难的无悔辛劳，至今想来，依然令人动容。

他亲自带队北上，在清华园向薛澜教授求教，向国家安全学创始人刘跃进教授问道；他专程南下金陵，与CSSCI中心主任促膝长谈，只为学报能攀上更高的学术峰峦；他亲自联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MPA教育中心，细致入微地探讨办好MPA学位点的每一个可能；甚至在本该阖家团圆的端午节，他与杨晨光主任一同赶赴复旦，与竺乾威教授共商海关学科建设路径。

这些浸透汗水与辛劳的旅程，于我远非简单的行程记录。 我亲眼见证：他总是低下资深领导的身段以近乎弟子的谦恭向专家求教；他总是以洞穿迷雾的专业视角剖析问题核心；他总是在言谈间不时流露出为海关学科开疆拓土的坚定信念。

先生闲谈时亦曾多次提及，当年距成为厉以宁先生的博士后仅一步之遥。他常假设，若非当年“误入”仕途，定能在学术天地间深耕不辍。这份对纯粹学术生涯的未竟之想，是他心底一抹淡淡的遗憾。 也正因如此，后来他选择来关院，不仅是为了传道授业，更寄托着自己的毕生积淀与未竟之志。

先生主持的课题，我大多有幸参与其中。他常将课题报告的执笔之任交于我，待我成稿后，再伏案逐字推敲、悉心增删。 先生亦洞悉我的知识短板与能力不足，总在关键处提醒，敦促我及时弥补弱项，夯实学术基础，培养真正的治学能力。

先生在关院工作期间，因其担任海关管理专业负责人和MPA中心主任，我先后做过海关管理专业执行负责人、MPA中心执行主任，协助他处理学科专业建设、MPA学位点建设以及海关课程建设工作。工作中，先生始终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与支持，更以宽厚之心包容我的疏失与稚拙。

而后因工作调整，先生不再担任专业负责人，我也随之卸去了“执行人”的身份，却因此得以有时间和闲暇真真正正地成了他的“关门弟子”。自此，我更能纯粹沉浸于先生的言传身教，汲取其为人治学的深厚积淀。先生对我的教导，始终以鼓励为主，鲜有批评，这大抵与我的急躁与焦虑性格有关。

他怀着最大的善意，教导我宽容而又智慧地应对工作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用宽容化解工作中的矛盾，用智慧破解复杂困局，更教会我要豁达坦然接纳人生的所有不如意，有如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中所言，“前途或许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大信至微

先生为人，每于细微枝节处，得见其德行之辉光磊落；更于宦海浮沉间，深味其持守之澄明真诚。

先生待我，非亲似亲、亦师亦友。2018年在北京，先生邀我于京伦饭店共餐。点菜时，他叮嘱许老师：“把特色菜品都点上，让菲易尝尝北京味道。”我忧心浪费想要阻止，先生却含笑摆手，温言宽慰：“不要紧，余下尽可打包回家——正好尝尝家里的‘剩菜’滋味！”他执意将各色点心都点上，唯恐遗漏，定要我一一尝过才肯罢休。席间幼孙咿呀学语，先生与许老师相顾莞尔，自称“爷爷爸”“奶奶妈”，满堂欢愉如饴。

昔年先生主政上海海关，曾力促汾阳花园酒店焕新。 一次饭后散步，他忽而问起我与植野：“你们去过汾阳花园酒店吗？”我二人当时只是茫然摇头。先生随口应道：“那找个机会带你们去，那里的菜味道不错的。”这本是散步间一句随性之诺，先生竟记于心。未几，他将研讨会安排在了汾阳花园酒店。此等细微承诺，先生亦不曾轻忽。

犹记随先生赴外参会，亲见一位海关领导念先生昔年于署领导任上仗义执言。言及旧事，那位同志情难自禁，潸然泪下。宦海浮沉，多见曲意逢迎，然此般肺腑真情，撼人心魄，更映照出先生立身处世之真诚坦荡。

先生不主张在大的问题上咄咄逼人，也不主张以己之长来度人之短，遇到不同意见，大都一笑而过。

这两日，海关同仁的感念短信纷至沓来；字里行间，无不追怀先生待人接物之宽宏大度、处世应事之从容淡泊，以及其毕生志业中的执着持守。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关门弟子

“关门弟子”这一说法，起初于我更像一个悄然落定的标签，不知何时，也不知如何便被贴在了身上。

2020年，在经贸大青岛研究院开会，偶遇郑俊田老师。有老师向他介绍我“这是黄胜强主任的弟子”，话音未落，郑老师便快人快语、朗声笑道：“哦？那按辈分，你该叫我一声‘师伯’！黄胜强可是我师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语专业1980届入学30周年合影，黄胜强（左四）

我深知“弟子”一说之重，常恐才疏学浅，不足以承继先生学问之万一；更恐目光短浅，怠惰因循，不足以延续他为海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口岸管理研究点亮的星火与铺就的道路。

先生带着我接触海关、推荐我去参会，甚至让我代他参会、发言或致辞。与海关接触中，他常与人说“我在指导她研究海关管理和口岸管理”。在参与口岸相关会议和研讨时，主持人发言介绍我时大都会补充一句“黄主任的关门子弟”。实际上，我对口岸的认知和理解也全部来自于他的悉心教导和毫无保留的知识传授；他怀着最大的善意和真诚指导我在口岸研究和实践中成长进步，以宽容和耐心包容我的尖锐和笨拙。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实践的智慧让人从容不迫、轻松优雅，先生亦是如此。在《口岸管理导论》书稿写作和修改期间，他并未嫌弃我之愚钝，在我每一次求教之时，均于繁忙的工作之余循循诱导予以启迪。这使得一向长于宏观把握而欠缺细节分析的我，得以逐步改进书稿。即便是在先生病重期间，他亦坚持将相关研究资料分享给我，提醒我将跨境经济合作区纳入口岸国际合作范畴。

那些“言之有据、逻辑通达”的教诲，以及用词表述、行文造句的字斟句酌，让我明白，认真是一种敬畏问题的审慎态度，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人格品质。

先生指导我口岸研究的常态是：始终开放，总是鼓励，时时指导，常常碰撞。他教会我，对于口岸这样一个以最终成果为旨归的领域，口岸的设计、规划、建设与发展，并不仅仅是思想内容的包装，它也是一种“学术表达”。

口岸管理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融合，应建构一种“投入而抽离”的状态，尝试发现口岸的无限可塑性。投入时，对与口岸一切有关的人和事都有共鸣和兴趣……是纯粹的兴趣，无关一己之利和个人偏好；抽离时，如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所言，“敞开心灵，容忍别人，这是宽容，但也仅仅是宽容”。先生亦不忘提醒我，无论哪一种，都需要真诚。

未尽遗憾

先生将《口岸管理》课程交到我手上，每一份课件都经过他亲自审阅。后来讲授MPA口岸管理课程时，每每遇到不熟悉的章节，我总会求助先生。我也曾跟着先生旁听《翻译实践》课程，在给学生批阅翻译作业之后，他亦会让我去给学生分享批阅心得，正是这样的言传身教坚定了我从专业书籍翻译转向海关文献翻译的信心。

2018年福山新著《身份政治》一书出版时，我和先生提议翻译此书。可惜先生联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议时，得知该书版权已售，留下深深遗憾。及至他给海关关员培训以及课题评审，只要我提出参与请求，先生从未拒绝。他鼓励我广泛学习、多渠道汲取知识：既要深耕书本知识，也要从行业汲取智慧，让多领域的养分滋养专业成长。

先生曾嘱咐，“你要尽快成长起来”。“尽快”二字如同他温和目光中的焦灼与期待，他深知学科发展时不我待，更盼我能早日独当一面。回望来路，检视自身，深知自己离先生的期望尚有距离。这份“尽快”于我而言，是精神鞭策，亦是灵魂拷问。

每每思及先生信任的目光和那沉甸甸的期许，一种深切的惭愧便萦绕心头——惭愧于自己学识的精进未能如他所愿那般迅捷，能力的长成未能如他所盼那般扎实。 这份未及期望的惶恐与不安，常使我如履薄冰，唯恐辜负了那“希望”之名，懈怠了那“成长”之令。

心中那份深深的遗憾，至今如鲠在喉。先生倾注心血翻译的《贸易合作》以及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口岸管理导论》书稿，终究未能在他生前付梓成书。未能亲手将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奉于先生案头，未能亲耳聆听他对成书的评点，未能让他亲眼见证这份凝聚了他晚年心血与期冀的成果惠及后学……这份迟到的遗憾压在心头。

每当思及先生临终前或许仍挂念着它们，一种强烈的不甘便翻涌而起——不甘于命运未能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更不甘于自己未能更快地完成这份承载着他厚望的托付。唯愿书稿早日刊行，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这几年自己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琐事，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唯以如履薄冰之心，倾尽驽钝之力，冀望于漫漫求索路上，能不负“关门”之责，更无愧先生当年那句“希望”之说。

王菲易

2025年7月4日于上海海关学院志行楼